1965年，作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李宗仁，昔日国民政府代总统，重返中国大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这种背景下，远隔海峡的蒋介石父子亦迅速采取行动，力图重返中国大陆。

然而，蒋氏父子返归大陆之举并非无约束，蒋介石当时向毛主席提出了六项具体条件。

纵然这六项条件显得颇为刁难，甚至严格，毛主席却以其宽广的胸怀，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

遗憾的是，蒋氏父子最终未能重返大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蒋介石退守台湾初期，始终抱持着所谓的“反攻大陆”的幻想，期间屡次尝试采取各种小规模行动，然而这些尝试大多以失败收场。

新中国初创之际，中央原本拟采取武力手段统一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这一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交战各方签署了停战协议，标志着持续超过三年的朝鲜战争正式画上了句号。

那时的世界尚不安宁，直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伴随着越南停火协议的签署，长期紧绷的国际局势终于逐渐趋向平静。

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全力推进国内建设的过程中，对台湾的政策亦经历了显著调整。原先仅依赖武力解决争端的策略，现已转变为“武力与和平手段并行”的新方针。

例如，在1955年5月举行的全国民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秉持和平理念，愿在一切可行条件下，积极争取以和平手段实现台湾的解放。

毛主席亦言：与台湾“和为贵”。

台政策转变，引发看法转变。国共谈判将很快重启。

为谋求祖国之彻底统一，备受尊敬的民主先驱、曾参与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的章士钊先生，毅然毛遂自荐，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愿前往香港，联络那里的国民党旧部，致力于说服蒋介石，全力以赴推动新一轮国共谈判的顺利进行。

毛主席与周总理即刻应允了章士钊先生的恳求。而且，中共中央特地致函一封，命章士钊设法将其转呈蒋介石。

在这封信中，我党展现了充分的诚意，其中四点尤为值得特别提及！

首先，中央政府统一掌管外交事务，而在台湾地区，人事安排及军政大权则由蒋介石负责执掌。其次，若台湾地区面临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中央政府将提供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与援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进程相对平缓，待时机更加成熟后，我们亦将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并与台湾各界的人民代表展开深入的协商。第四，为确保两党能够重新展开合作，国共双方必须共同承诺，不得进行任何损害对方的行为。

无可否认，这四点充分彰显了我党的坚定诚意，同时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祖国统一的迫切渴望与坚定决心。

除此之外，信尾有：“奉化墓庐存，溪口花草好。”

显而易见，该表述旨在唤起蒋介石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期望他能够返回故里一观。不论是从情感、道理，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考量，蒋介石似乎均无充分的理由予以拒绝。

实际上，信函一经转呈至蒋介石之手，他虽未立即作出回应，却执着地捧读此信，数度细阅，期间竟缄默不语……

或许，蒋介石早已萌生了重返大陆的念头，然而这位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并不会在局势未明之时轻易表态。

为了洞察北京方面的真实意图，蒋介石在1957年特派其得意门生宋宜山赴京。

宋宜山另有一重身份，他乃抗日英雄宋希濂的亲兄。彼时，宋希濂正身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之过程。

同年的四月，宋宜山历经辗转，抵达了北京，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接见。在坦诚的交谈中，宋宜山明确表示：他此行的初衷，正是为了探询中共对于和平谈判的立场和意图。

周总理闻言，便向宋宜山提及了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时期，国共两党间的携手合作，随即轻笑道：“一家人啊！”

周恩来以坦诚相待的态度，使得宋宜山对我党的疑虑得以彻底消除。此刻，他深信不疑，新一轮的国共谈判即将拉开序幕。

随后，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出面，与宋宜山展开了商谈。

商谈后，宋宜山返港。

返抵香港之际，宋宜山迅即向蒋介石呈递了一篇篇幅逾万的详尽报告。然而，报告中对大陆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赞誉有加，这让蒋介石阅读后颇为不快。与此同时，大陆正积极推进“反右”运动。鉴于此，蒋介石最终判断，当前并非展开和谈的适宜时机，决定待时机成熟后再行考虑。

这未阻拦中国解放台湾的决心。

此后，著名爱国志士曹聚仁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肩负起连接两岸的崇高使命。

尽管数年的劳碌奔波未能带来实质性进展，国民党方面的立场依旧徘徊在模糊不清之间，直至1965年，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折。

1965年7月，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前国民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李宗仁归国之际，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其礼遇之隆重，实属罕见。

面对这一局面，远隔台湾的蒋介石父子显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一个代理总统都遭受了如此对待，那么作为“正总统”以及抗战时期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待遇显然也不会逊色。

曹聚仁迅速得到了一则关键讯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即将莅临香港，亲自邀请他前往台湾商讨重大事宜。

一得讯息，曹聚仁即刻启程赴京，与中共领导人就谈判议题进行了商讨，随后火速返回香港，静候蒋经国的莅临。

蒋经国按时抵达，两人便在海上展开了私密交谈。

首先，蒋介石携其旧部重返大陆之际，依然担任国民党的总裁一职。

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台湾拒绝对美援助。

四、台海、空军全归北京管辖。

第五、厦门与金门合并成自由市。

第六，台湾现任官员的职务等级及其薪酬福利均维持现状。

纵然这六项要求略显苛刻，然而考虑到整体大局，毛主席最终亦慨然应允。

此外，中央亦提议将江西庐山地区划拨，作为蒋介石的居所与办公场所。

当然，上述要求并非详尽无遗，每一条之下均附有相应的衍生条款，以作补充。

例如，在第一条规定中，蒋介石虽重返大陆并继续担任国民党的总裁一职，然而他不得选择故乡浙江作为居住地，而必须选择除浙江以外的其他省区。

此外，尽管蒋经国担任了台湾省省长的职务，但他并未掌握军事与外交的权力。至于其他政务，台湾省政府在接下来的20年内拥有全权处理之权，届满20年之后，将重新进行协商。

此外，台湾陆军进行了精简，缩减为四个师的规模，其中一师驻防于厦门及金门周边地区，而剩余三个师则部署在台湾岛内。

由厦门与金门融为一体的“自由市”，主要扮演着北京与台北间缓冲与联络的重要角色。

该“自由市”的市长一职，由驻军师长兼任。至于具体军师长的选拔，必须在北京方面同意的基础上，方可正式任命。

毫不夸张地言，台湾回归大陆的步伐已然近在咫尺，然而，1966年大陆局势的剧变，让蒋介石对国共谈判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进而再次改变了他的立场。

此事再度遭遇搁浅！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再度演变，似乎为该事带来了新的转机。

当时发生数事。国民党代表遭逐出联合国、中日关系的积极进展、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这些事件无不极大地有利于我国大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远隔海峡的蒋介石目睹国际局势发生的显著变迁，心中焦急万分。他同样渴望与北京方面恢复联系，重启谈判的大门。

曹聚仁先生已驾鹤西去，而章士钊先生，尽管年事已高，已达九旬之龄，且需借助轮椅出行，仍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再次接受挑战，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1973年五月，章老搭乘航班飞往香港，周总理亲临机场，为其送行。

遗憾的是，章老在香港逗留仅仅一个月便病重，最终因治疗无效，于同年7月1日不幸离世。

即便章老未能完成其未竟之业便以身殉道，然而他在香港逗留期间，依旧投身于大量的工作，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鉴于台湾未来的前途与命运，蒋介石再次萌生了重启谈判的意向，并将此关键使命托付给了国民党元老，当时已75岁高龄的陈立夫。

陈立夫同样热切希望促成此次谈判，以期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然而，种种因素的交织，终究使他未能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与世长辞，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毛主席亦驾鹤西归，历史的画卷中不免留下了一抹遗憾。

蒋介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未能实现他重返大陆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