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黄濬传》《民国要案实录》《军统内幕》《中日战争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7年8月9日,长江江面。

天还没亮,江面上就响起了轰鸣的引擎声。

数十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同时升火起锚,黑压压的船队浩浩荡荡顺江而下。

船上满载着日本士兵和侨民,还有大量军用物资。

这些船只仿佛在逃命一般,争分夺秒地向下游驶去。

江边的中国百姓看着这一幕,议论纷纷。

有人说日本人可能要撤退了,有人说他们是去上海增援。

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日本船只为何如此匆忙,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集体行动。

三天后的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在江阴要塞实施了封江计划。

数十艘老旧船只被装满石块,在长江最狭窄的江段沉入江底,彻底堵死了航道。

可是当封锁完成时,整个长江上已经看不到一艘日本船只的影子。

原本要将日本舰队一网打尽的绝密军事计划,就这样变成了一场空。

负责指挥的将领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明白,为何日本人能够如此精准地提前撤离。

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

蒋介石看着送来的情报报告,脸色铁青。

封江计划是在1937年7月27日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刚刚确定的,参会的只有寥寥几位高层将领。

从决策到实施,只有半个月时间。可日本人居然在实施前三天就全部撤离了。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有人泄密了。

而且这个人,必定身居要职,能够接触到最高机密。

戴笠接到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内奸。

军统的特工们开始了秘密调查,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南京城里悄悄张开。

两个星期后的1937年8月26日清晨,南京城外的刑场上,响起了一阵枪声。

被处决的不是日本战俘,而是国民政府自己的高级官员。

这起震惊全国的间谍大案,牵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名字。

【一】书香门第的神童

1891年,福建福州的一个官宦之家,诞生了一个男婴。

孩子的父亲黄彦鸿,在1898年考中进士,官至军机章京。

这样的家世,在当时的福州城里,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世代簪缨。

这个孩子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4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他已经能认识上千个汉字。

7岁时,他开始学习作诗,写出的诗句让大人们都赞叹不已。

9岁那年,他已经能够悬腕写擘窠大字,笔力遒劲,气势不凡。

福州城里的文人雅士们听说了这个神童,纷纷前来拜访。

当时福建的几位文化名人,严复、陈宝琛、林纾等,都见过这个孩子,无不称赞他的才华。

严复是翻译《天演论》的大学者,陈宝琛是清末的翰林,林纾是著名翻译家。

这些人对这个孩子的评价极高,预言他日后必成大器。

1902年,11岁的他被父亲送到北京,进入京师译学馆学习。

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了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而设立的,能够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各省选拔出来的优秀少年。

在译学馆里,他学习英语、法语和日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在北京的那些年,他见识了晚清政坛的风云变幻。

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他都亲眼目睹或听闻。

这些经历,让他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培养了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从译学馆毕业后,清廷授予他七品章京的官衔,分配到邮传部任职。

可是没过几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他也失去了这个职位。

民国初年,他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培养了许多政治家和外交官。

在日本留学的几年里,他不只系统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还深入了解了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留学期间,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

这些朋友中,有的是同学,有的是教授,还有一些是日本政界的人士。

他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对日本文化也颇有研究。

这段留学经历,让他在日后的官场生涯中,成了难得的"日本通"。

1915年前后,他从日本回国,进入北洋政府任职。

先是在陆军部当秘书,后来又调到交通部、财政部,担任佥事、参事等职务。

凭借出色的文笔和精通外语的优势,他在北洋政府的官僚体系中逐步上升。

1920年代初,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听说了这个福建青年的才华,特地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

在梁启超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他接触到了许多政治和外交事务,眼界大开,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北京的十几年里,他不只在政坛上站稳了脚跟,在文化界也名声鹊起。

他经常与文人雅士聚会,谈诗论文,唱和酬答。

他写的诗词,得到了当时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等人的高度评价。

他的散文和笔记,也颇受文化界推崇。

当时的文化名人,如杨度、陈师曾、张大千、徐志摩、况周颐等,都与他有交往。

他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而闻名于京城文化圈。

有人评价他的诗作"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国学大师陈寅恪也盛赞他的诗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

他还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关系密切。

梅兰芳排演《霸王别姬》时,他帮助梅兰芳分析虞姬的性格,讲解那段历史背景。

在他的指导下,梅兰芳对虞姬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还给梅兰芳编过剧本,处理过文案,两人私交甚笃。

他不只在文学艺术上有造诣,在古董鉴赏方面也颇有研究。

他收藏了不少古玩字画,对文物的真伪和价值有独到的眼光。

他写的文章中,经常涉及古董鉴赏的内容,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底。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政治格局的变化,让他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前途。

他决定南下,到南京寻找新的机会。

【二】官场得意的机要秘书

来到南京后,他很快找到了靠山。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是福建人,两人是同乡。

在那个时代,同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

林森对这个才华横溢的福建老乡很是赏识,决定引荐他进入国民政府工作。

1932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

中央政治会议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一,负责讨论和决定重大政策。

能够在这个机构担任秘书,说明他已经进入了国民政府的核心圈子。

秘书的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重要。

每次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他都要负责记录会议内容,整理会议纪要,起草相关文件。

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他都能第一时间了解。

1936年,他的职位又有了提升。

他被调到行政院,担任机要秘书,级别是简任级,仅次于秘书长。

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国民政府的各项政策,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

机要秘书这个职位,掌握着行政院的大量机密信息。

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以接触到的机密信息包括:军事部署、外交谈判、经济政策、人事任免等等。

每天都有大量的密电往来,重要的会议记录,机密的文件报告,都要经过他的手。

可以说,他掌握着国民政府最核心的机密。

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他精通外语,文笔出众,办事效率高,保密意识强。

在行政院工作的那几年,他处理了大量重要文件,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讨论,成了行政院不可或缺的核心人员。

可是在光鲜的职位背后,他的私生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娶了妻子,又纳了妾。这个妾叫梁翠芬,原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名妓,以美貌和才艺闻名。

他花了大价钱,才把梁翠芬赎出来,纳为妾室。

为了维持妻妾两房的生活,他需要大量的金钱。

可是他的薪水虽然不低,却远远满足不了他的开销。

他喜欢奢华的生活,经常出入高档餐厅和娱乐场所,为歌女捧场,一掷千金。

在南京的那些年,他经常去夫子庙一带的烟花之地。

那里聚集着许多歌女和舞女,他在那里挥金如土,成了常客。

他喜欢听戏看戏,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喜欢品尝美食美酒,这些爱好都需要大量金钱来支撑。

他还喜欢赌博。南京的一些高级俱乐部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在牌桌上,他一晚上输掉几千块大洋是常有的事。

这种糜烂的生活方式,让他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紧张。

每个月拿到薪水,他总是很快就花光了。

有时候月底还没到,他就已经囊中羞涩,不得不四处借钱。

他向朋友借,向同事借,甚至向一些商人借。可是借来的钱,很快又被他挥霍一空。

他的儿子,在外交部工作。

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才华,也继承了父亲奢侈的生活习惯。

父子俩都喜欢出入娱乐场所,都喜欢收藏古玩,都花钱如流水。

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也填不满他们的欲望深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日本人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

这个日本人叫须磨弥吉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

须磨弥吉郎是个"中国通",精通汉语,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研究。

他写得一手好汉诗,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古董都很有鉴赏力。

须磨弥吉郎听说了他的名声,主动前来拜访。

两人一见如故,谈诗论文,相谈甚欢。

须磨弥吉郎对他的学识赞不绝口,经常向他请教汉诗的写作技巧,讨论中国古典文学。

渐渐地,两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须磨弥吉郎经常邀请他吃饭,赠送他一些礼物。

这些礼物有时是古董,有时是字画,有时是现金。

须磨弥吉郎总是说,这是朋友之间的小小心意,不足挂齿。

对于入不敷出的他来说,这些礼物和现金简直是雪中送炭。

他开始习惯接受须磨弥吉郎的馈赠,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须磨弥吉郎有时会问他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政策的问题,他也不以为意,觉得这只是朋友间的闲聊。

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须磨弥吉郎的真实身份,并不只是一个喜欢中国文化的外交官那么简单。

【三】山雨欲来的1937年

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响起。

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突然向中国守军开火。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

7月30日,日军占领了古都北平。

千年帝都沦陷,举国震惊。

国民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尽快制定应对策略,阻止日军进一步南下。

就在北平沦陷的当天晚上,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这次会议的保密级别极高,参会的只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少数高层领导。

会议室的门外,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任何人不得靠近。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即将发动的长江流域进攻。

根据情报,日本在长江上游部署了大量军舰和运输船,这些船只随时可能载着日军南下,直接威胁到南京和上海。

会上,军事将领们提出了各种方案。

有人主张主动出击,在日军尚未集结完毕时发动攻势。

有人主张固守要塞,等待日军进攻时再予以反击。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

最后,海军部长陈绍宽站了起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他说,长江是日本军舰活动的主要水道,如果能够封锁长江,就可以切断日军的水上交通线,困住停泊在长江上游的日本舰队。

陈绍宽建议,在长江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段,沉船堵塞航道。

江阴要塞位于江苏江阴,是长江下游的咽喉要道,江面最窄处只有几百米。

如果在这里沉船封锁,日本军舰就无法通过,只能被困在上游。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蒋介石当场拍板,决定实施江阴封江计划。

他要求军队立即准备,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封锁,争取在日军反应过来之前,将他们的舰队困在长江里。

会议决定,封江行动将在8月12日实施。

届时,将有数十艘老旧船只装满石块,在江阴要塞段同时沉入江底,彻底堵死航道。

与此同时,还要部署陆军和空军,对被困的日本军舰发动攻击,争取将它们全部歼灭。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成功,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也将极大地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可是这个计划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不好。

会议结束后,所有参会人员都被告知,这是最高军事机密,任何人不得向外透露一个字。

违者将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

7月27日的这次会议,他照例负责记录。

会议的全过程,每个人的发言,最后的决策,他都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

会议结束后,他整理了会议纪要,打印装订,准备上报。

那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南京城里万家灯火,可是他的心里却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江阴封江计划,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军事行动。

如果成功,日军将遭受重创。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他拿着会议纪要,走在南京的街道上。

路过夫子庙时,他看到街边的茶楼里,须磨弥吉郎正坐在窗边品茶。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须磨弥吉郎向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他收到了须磨弥吉郎送来的一份礼物。

那是一幅名贵的字画,价值不菲。

随同字画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的钞票。

接下来的几天里,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开始了异常的活动。

这些船只加紧装载物资,准备撤离。

日本驻汉口、九江等地的侨民,也接到了紧急撤离的通知,纷纷携带行李赶往码头。

8月9日,所有停泊在长江上游的日本船只,同时升火起锚,浩浩荡荡地顺江而下。

这支庞大的船队,夜以继日地航行,抢在封江之前逃出了长江。

8月12日,国民政府按计划实施江阴封江。

可是当封锁完成时,整个长江上已经看不到一艘日本船只。

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成了一场空。

江阴封江计划的失败,让国民政府高层震怒。

这么机密的军事行动,日本人怎么可能提前知道?

而且时间卡得如此精准,在封江前三天全部撤离,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蒋介石在会议上拍了桌子,他下令立即彻查泄密事件。

这次行动的失败,不只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歼灭日本舰队的机会,更让日军得以从容调动兵力,为即将开始的淞沪会战做好了准备。

戴笠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军统的核心特工开会。

他把所有参加7月27日会议的人员名单列了出来,逐一分析。

参会的人不多,都是国民政府的高层领导,每个人的背景都要仔细调查。

调查的重点,很快锁定在了会议记录人员身上。

那位行政院的机要秘书,负责记录会议全过程,他掌握着江阴封江计划的所有细节。

如果要泄密,他是最有条件的人。

军统的特工们开始对这位机要秘书进行秘密监视。

他们跟踪他的行踪,调查他的社交圈,监听他的电话,查看他的银行账户。

调查进行了几天,果然发现了可疑之处。

这位机要秘书最近的开销突然增加,银行账户里多了一笔来历不明的存款。

他还经常去汤山温泉度假村,在那里与一位女招待关系暧昧。

更让人起疑的是,他的儿子也经常出入汤山温泉,与同一位女招待过从甚密。

父子俩都与这个女人有联系,这引起了军统的高度警觉。

戴笠下令,调查这个女招待的身份背景。

上海方面很快送来了情报。

那位女招待的真实身份,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四】间谍网络的真面目

那位在汤山温泉招待所工作的女招待,化名廖雅权,真实身份是日本派遣的专业间谍。

根据上海军统送来的档案,这个女人在日本接受过系统的间谍训练,精通汉语,能够完美地伪装成中国人。

她在1929年前后被派遣到南京,潜伏在汤山温泉招待所,专门负责接近和拉拢国民政府的官员。

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休闲场所。

这里环境优美,温泉疗养,是南京周边的度假胜地。

许多政府要员工作之余,都会来这里放松。

日本特务机关看准了这个地点,专门安插间谍打入,目的就是为了搜集情报,发展内线。

廖雅权在招待所工作了好几年,接触过许多政府官员。

她年轻貌美,善于交际,很快就在官员圈子里有了名气。

她会唱歌跳舞,能说会道,许多官员都喜欢与她聊天娱乐。

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女招待,实际上是日本情报网络的重要一环。

戴笠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决定收网。

1937年9月16日晚上,军统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天晚上,那位行政院机要秘书的住所里,陆续来了一些人。

除了他父子俩,还有参谋本部的高参,海军司令部的职员,军政部的秘书,一共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

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他们这次聚会,是在等待一个日本官员前来,给他们发放活动经费和下达新的指示。

这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间谍网络,定期聚会,交流情报,接受日本方面的指令。

晚上11点,就在这些人等待的时候,大门突然被撞开。

荷枪实弹的军统特工和宪兵冲了进来,将在场的所有人控制住。

与此同时,在汤山温泉招待所,那位女招待也被抓获。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黄濬间谍案。

被抓的行政院机要秘书,就是黄濬,字秋岳,福建福州人,时年46岁。

他的儿子黄晟,在外交部任职,时年26岁。

父子俩都是日本的间谍,长期为日本搜集中国政府的机密情报。

黄濬被捕后,最初还试图抵赖。

他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从未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可是证据确凿,军统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日本人送的钱财和礼物,还有一些尚未来得及销毁的情报材料。

为了打破黄濬的心理防线,戴笠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他先审问那位日本女间谍廖雅权。

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为了保命,把所有事情都和盘托出。

她详细交代了自己是如何接近黄濬父子的,黄濬给日本提供了哪些情报,整个间谍网络是如何运作的。

根据廖雅权的交代,黄濬早在1932年前后,就被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盯上了。

须磨弥吉郎是个老牌间谍,在日本情报系统中地位很高。

他以中国文化爱好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上负责在南京发展情报网络。

须磨弥吉郎看准了黄濬的弱点。

黄濬虽然才华横溢,地位显赫,可是生活奢侈,挥霍无度,经济上非常拮据。

须磨弥吉郎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濬,两人谈诗论文,很快成了朋友。

友谊建立之后,须磨弥吉郎开始施以小恩小惠。

他经常送给黄濬一些礼物,有时是古董字画,有时是现金。

每次送礼,须磨弥吉郎都说这是朋友间的小小心意,让黄濬不要客气。

对于缺钱的黄濬来说,这些礼物来得正是时候。

接受了几次礼物之后,须磨弥吉郎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说,自己作为外交官,需要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动向,希望黄濬能够提供一些行政院会议的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迟早都会公布,提前透露一些也无伤大雅。

黄濬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答应了。

他想,反正这些决议案迟早会公开,提前告诉日本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须磨弥吉郎给的钱实在太多了,足够他挥霍好几个月。

第一次泄密之后,黄濬发现并没有什么后果。

日本人按时给钱,他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慢慢地,他就习惯了这种交易,胆子也越来越大。

从普通的政府决议,到外交政策,再到军事部署,黄濬提供的情报级别越来越高。

1935年前后,黄濬的泄密活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怀疑。

有人发现,日本方面公布的中国政府决议,与南京方面的公布时间几乎同步,有时甚至更早。

这显然不正常,必定是有人泄密。

经过初步调查,怀疑对象锁定在黄濬身上。

1935年春天,黄濬被调离了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的职位,失去了接触最高机密的机会。

可是他很快又被安排到行政院担任机要秘书,又重新掌握了大量机密信息。

失去职位的那段时间,黄濬的经济状况非常困难。

日本人的资助中断了,他又恢复了入不敷出的状态。

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他只好四处借债。

1936年重新担任行政院机要秘书后,他立即恢复了与日本方面的联系,继续提供情报。

黄濬不只自己当汉奸,还把儿子黄晟拉下了水。

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也能接触到一些机密信息。

父子俩分工合作,从不同渠道搜集情报,然后通过廖雅权转交给日本特务机关。

黄濬还利用自己在政府内部的人脉关系,拉拢了其他一些官员。

这些人有的在参谋本部,有的在海军司令部,有的在军政部,都能接触到重要的军事情报。

黄濬用金钱收买他们,让他们也加入间谍网络。

就这样,以黄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

这个网络的成员遍布国民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能够搜集到各种类型的情报。

这些情报通过廖雅权汇总,然后送到日本特务机关,最终传到日本军部。

【五】致命的情报泄露

在黄濬泄露的众多情报中,最严重的就是1937年7月27日的江阴封江计划。

这个计划原本是国民政府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目的是困住日本在长江的舰队,然后一举歼灭。

如果成功,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可是黄濬在会议结束的当晚,就把整个计划的细节告诉了日本方面。

他提供的情报包括:封江的具体时间,封江的具体地点,采用的具体方法,参与的部队番号,等等。

日本人得到这些情报后,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

日本军部在接到情报的第一时间,就下令所有在长江上游的军舰和商船紧急撤离。

这些船只接到命令后,立即升火起锚,不分昼夜地向下游航行。

从汉口、九江、芜湖等地的日本船只,全部集中起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船队。

为了确保撤离成功,日本军部还派遣了飞机和炮艇护航。

这支船队在8月9日全部抵达上海,比国民政府实施封江计划早了三天。

日本人不只保全了在长江的全部舰队,还提前将兵力调到了上海,为即将开始的淞沪会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江阴封江计划的失败,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原本可以歼灭的日本舰队,就这样逃出了包围圈。

这些军舰在淞沪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大量伤亡。

可以说,黄濬的这次泄密,直接影响了淞沪会战的战局。

江阴封江计划的泄密,只是黄濬犯下的罪行之一。

据后来查明,他还泄露了许多其他重要情报,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1937年8月25日,蒋介石准备前往上海前线视察。

这是一次秘密行程,知道的人非常少。

按照原定计划,蒋介石将搭乘英国大使许阁森的汽车前往上海。

因为许阁森有外交官身份,他的汽车相对安全,不容易遭到日军的袭击。

可是这个计划被黄濬泄露了出去。

日本方面得到情报后,立即制定了刺杀计划。

他们在南京到上海的公路上布置了伏兵,准备在许阁森的汽车经过时发动袭击。

8月26日,许阁森的汽车按计划从南京出发前往上海。

为了表明身份,汽车的车头和车顶都挂着英国国旗。

可是当汽车行驶到无锡附近时,突然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两架日本战机从空中俯冲下来,对着这辆挂着英国国旗的汽车疯狂开火。

汽车在枪林弹雨中左躲右闪,最后还是被击中,翻倒在路边。

许阁森在这次袭击中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幸运的是,蒋介石在出发前临时改变了计划。

他觉得搭乘外国大使的汽车有失国体,决定改乘自己的专车,并且延后了出发时间。

正是这个临时的决定,让他躲过了一劫。

如果他按原计划搭乘许阁森的汽车,很可能已经在那次袭击中遇难。

英国政府得知许阁森遇袭的消息后,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

英国是中立国,日本怎么敢袭击英国外交官的汽车?

日本方面死不认账,声称这是误伤,是飞行员认错了目标。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绝不是误伤,而是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1937年9月,在南京中央军校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

这是一次例行的政治活动,蒋介石按惯例会出席。

可是就在活动即将开始时,军校里混进了两名刺客。

这两名刺客都是日本特务,他们提前得到了蒋介石出席活动的情报,混入会场准备行刺。

幸好保卫人员及时发现了异常,将这两名刺客拦住。

刺客见行踪败露,立即夺路而逃,乘车离开了现场。

虽然这次刺杀没有成功,但已经给国民政府敲响了警钟。

蒋介石的行程居然一再被日本人掌握,这说明内部有严重的泄密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戴笠会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内奸。

黄濬泄露的情报,不只涉及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还包括大量军事机密。

中国军队的部署,武器装备的情况,作战计划的细节,这些情报通过黄濬的间谍网络,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本人手里。

日本军队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黄濬提供的情报。

可以说,黄濬的间谍活动,让日本军队在战争初期占尽了先机,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六】最终的审判

1937年9月16日晚,黄濬父子和其他间谍被一网打尽。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黄濬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

他交代了自己从1932年开始,长期为日本提供情报的全部经过。

据黄濬供认,他最初接受日本人的拉拢,完全是因为贪图享乐,缺钱花。

日本人给的钱太多了,他抵挡不住诱惑。

最开始,他只是提供一些不太重要的政府决议,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慢慢地,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提供的情报级别也越来越高。

到了后来,黄濬已经完全沦为日本的间谍。

他不只主动搜集情报,还积极发展下线,扩大间谍网络。

他用日本人给的钱,收买其他官员,让他们也加入间谍活动。

他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拉下了水,父子俩一起为日本效力。

关于江阴封江计划的泄密,黄濬供认得很详细。

1937年7月27日晚,他参加了行政院的紧急军事会议,负责会议记录。

会上,海军部长陈绍宽提出了江阴封江的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会议决定在8月12日实施封江行动。

会议结束后,黄濬整理好会议记录,当晚就离开了办公室。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一家咖啡馆。

在咖啡馆里,他与须磨弥吉郎的联络人见面,用交换帽子的方式,把江阴封江计划的全部细节传递了出去。

第二天,日本方面就收到了这份情报。

日本军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方案。

他们决定立即撤离长江上游的所有船只,抢在中国封江之前逃出长江。

这个决定救了日本在长江的全部舰队,也为淞沪会战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黄濬的儿子黄晟,也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承认,自己在父亲的介绍下,成了日本的情报员。

他负责从外交部搜集情报,然后通过廖雅权转交给日本人。

父子俩分工合作,从不同渠道获取情报,形成了互补。

黄濬间谍案的审理,由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法庭负责。

考虑到案情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蒋介石亲自过问此案。

他在黄濬的卷宗上批示: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最高军事法庭经过审理,认定黄濬父子犯有叛国罪,出卖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根据战时法律,对黄濬、黄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他被抓获的间谍同党,也分别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37年8月26日清晨,南京城外的刑场上,黄濬父子和其他十余名间谍被押到刑场。

他们被绑在木桩上,面对着荷枪实弹的行刑队。

刑场周围聚集了大量群众,他们都是来看汉奸被处决的。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怒吼,痛骂这些卖国贼。

有人向黄濬投掷石块,有人朝他吐唾沫,表达对汉奸的极度憎恨。

行刑官宣读了判决书,然后下达了执行命令。

随着一声令下,枪声响起。黄濬父子和其他间谍,在枪声中倒下。

他们的尸体被陈列在刑场上,供民众参观,以儆效尤。

黄濬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汉奸。

他的案件,也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间谍案之一。

这个案件的侦破,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情报网络,也给那些试图投敌卖国的人敲响了警钟。

那位日本女间谍廖雅权,因为涉及国际关系,没有被立即处决。

国民政府考虑到她是日本公民,如果处决她可能引发外交纠纷,于是将她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时,这位女间谍在混乱中逃脱,下落不明。

关于她的真实身份,后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她就是传说中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也有人认为南造云子只是虚构的人物。

黄濬被处决后,他的家人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迫害。

他的妻妾被赶出了住所,财产被没收充公。

他的墓碑被愤怒的民众砸毁,遗骨被挖出来焚化。

这种"毁碑化骨"的处置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对罪大恶极之人的最严厉惩罚,表达了人们对汉奸的极度憎恨。

黄濬生前写的那些作品,《花随人圣庵摭忆》《壶舟笔记》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作者的名字已经成为耻辱的代名词。

这些书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禁止出版和流通。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这些书才重新出版,但都要在前言中说明作者的汉奸身份,以示区分。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很欣赏黄濬的才华,为《花随人圣庵摭忆》题过诗。

可是当得知黄濬的汉奸身份后,陈寅恪非常痛心。

他在诗中写道:"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意思是说,世道混乱时,有才华的人也会沦为贼寇,幸好他的著作还能保存下来。

这句诗既表达了对黄濬才华的惋惜,更表达了对他叛国行径的痛斥。

黄濬案的破获,让国民政府认识到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案件之后,国民政府大幅加强了保密制度。

军事会议的参会人员严格限制,会议记录由更加可靠的人员负责,会议内容采用密码传输,防止泄密。

戴笠领导的军统,开始对政府内部进行全面清查。

所有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官员,都要接受政治审查,了解他们的背景、经历、社会关系。

对于有外国背景的官员,审查更加严格。

通过这次清查,又查出了一些可疑人员,防止了更多的泄密事件。

黄濬案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汉奸问题的关注。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案件,痛斥黄濬的卖国行径。

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国人提高警惕,防止汉奸活动。

一时间,反对汉奸、保卫国家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黄濬案也暴露了国民政府在管理上的问题。

一个间谍能够长期潜伏在核心部门,窃取大量机密而不被发现,说明保密制度存在严重漏洞,人事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这些教训,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具有警示意义。

1937年8月26日,黄濬被处决的这一天,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黄濬的名字,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汉奸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