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众多战略区长官中，胡宗南堪称极为特殊的一位。那他到底特殊在何处呢？首先，他长期扎根地方，对军事、政治、党务一手把控。其次，他从未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过职务，没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可蒋介石对他的宠信程度，丝毫不亚于陈诚、顾祝同、二陈、张治中等中央大佬。而这前两条特殊之处，根源其实都在于第三条，那就是胡宗南一项极为关键且富有深意的战略举措。今天，咱们就着重来聊聊这一点。
独一无二的“地方王”
胡宗南有着“西北王”的称号。虽说这“西北王”之名，并非完全名副其实，毕竟在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中，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陕西一省，顶多对山西还有那么一点影响力。但在国军众多大佬里，唯有他能获此称谓。
胡宗南的发迹，从一开始就和西北紧密相连。1935年，胡宗南担任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率领部队追击红军进入甘肃，随后在天水驻扎下来。这一年年底，发生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事件，汪精卫因此辞去院长职务。蒋介石凭借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兼任了行政院长一职。汪精卫派系的政治人物猜测，此事是蒋介石在暗中指使，一怒之下，纷纷退出中央党政机构。
蒋介石趁机提拔自己的黄埔学生，当时进入中央系统的有三位黄埔一期生，分别是贺衷寒、曾扩情与胡宗南。贺衷寒和曾扩情早就涉足政界，而胡宗南是以一线将领的身份进入中央政权机构的，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说这个职务他并不实际到职，但含金量极高，一下子就让胡宗南成为军政双料实力派人物。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把这位双料实力派将领派到关中驻扎。当时陕西最高军事负责人是西安行营主任，前两任分别是顾祝同和蒋鼎文。顾祝同不擅长拉帮结派，蒋鼎文打仗的本事又不怎么样。而胡宗南独自掌控着十七军团的5个军，实际上成了陕西的军事大佬。
从那以后，胡宗南就一直没离开过陕西，直到抗战胜利。他借助手中军事上的实权，逐步掌握了政权。至于党权方面，蒋介石起家靠的是军队，对党政方面并不怎么重视。进入一个地方时，先是军队进驻，然后建立政权，最后才成立党部。从一个地方溃退时，往往是党部最先作鸟兽散，接着政府迁走，最后军队才撤出。这其中的门道，又是另一番复杂的情况了。要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要是感兴趣的人多，我可以专门再写一篇文章来讲讲。同时，也给各位推荐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所著的《党员、党权与党争》这本书，书里干货满满，视角独特，分析深入，读起来非常过瘾。
和刘峙、顾祝同、杜聿明、卫立煌、傅作义等后期的战略区长官不同，胡宗南对陕西的控制是全面、一体且彻底的，涵盖了军事、政治、党务各个方面。和他在政治上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控制的面积相比，山西军阀阎锡山都比不上他，也就只有桂系对广西的控制，能和他勉强相提并论。
所以，胡宗南拥有其他战略区长官所没有的优势。他在陕西深耕多年，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干部有干部，要地位有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为“西北王”，一点都不为过。
这种地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抗打击能力强，经得起消耗。就算打了一两场败仗，也不会马上崩溃。就像西府战役那样，他的后方供应基地被西北野战军偷袭，物资被烧得精光，整编师被打残，师长也阵亡了，可西北的局面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逆转。
不过，光有地位和实力可不够，我们也不能只看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确实不怎么高明，但在其他方面，他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其中一点就是他的政治眼光。
他看待问题和做事的方式，和其他将领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1936年，平定广州事变后，蒋介石召开广州军事会议，讨论红军进入陕北的事情。绝大多数与会将领都觉得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的流寇，不可能再东山再起。可胡宗南却力排众议，他认为红军真的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想要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和苏联连成一片，搞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蒋介石对他的这番言论十分欣赏和认可，觉得他不像一般将领那样思维单一。
胡宗南的制胜绝招
再说说他做事的方式。胡宗南在陕西的时候，虽然没有担任省主席，可他却能巧妙地掌握县长人选的推荐和任用权，还能让当时的省主席蒋鼎文不觉得难受和尴尬。1940年，胡宗南成立了一个“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表面上这个机构是由省主席兼任负责人，但实际上蒋鼎文在位的时候，基本不管事，而是由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任副指挥官，主管和军事相关的民政事务，这就成了一个军政兼理的跨界机构。
胡宗南常常通过这个机构，向省政府推荐县长或者其他有实权的厅长人选，蒋鼎文一般都会批准。而且，从名义上来说，这样做也说得过去，公众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后来熊斌继任陕西省主席，他向蒋介石建议撤销这个侵权的机构。胡宗南也不断给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情况，诉说军政党不统一的弊端。结果熊斌没办法，只好自己辞职了。蒋介石又另外派了祝绍周担任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和胡宗南关系非常好。之后，蒋介石还命令陕西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胡宗南被推举为主席，从此，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本文的主题，也是胡宗南的一大绝招——办校培养干部。
蒋介石之所以能打败新旧军阀，其中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黄埔军校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新型军官。大革命以来的政治纷争和军事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组织力的较量。谁的组织机器在改造社会和动员最广大力量方面更有效，谁就能笑到最后。
蒋介石在国民党组织力的建设方面没什么好办法，但在培养军事干部、持续强化自身造血能力这方面，却远远强于新旧军阀，这也是他能暂时胜出的重要原因。
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忠实弟子，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一有机会就付诸实践。1936年，“南天王”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粤桂联军向蒋介石宣战。胡宗南率领第一师南下，进军到长沙的时候，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当时，蒋军和粤桂联军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胡宗南利用六、七、八这三个月的时间，办起了全师“军官暑期训练班”。
我们以往对国军的印象，一旦没仗打，他们就会扰民、玩乐、搜刮百姓。我刚开始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也不太敢相信，后来对比了多家记载，才确定真有其事。
胡宗南下令全师连以上军官都参加这个训练班，他自己兼任主任，副师长范汉杰担任副主任，詹忠言为教育长。所有人分期分批进入训练班，分为两个大队，另外把无线电专业人员编为一个独立区队，一个月一期，一共办了3期，让军官们轮番受训。
与此同时，他还让师参谋处和各团团长组织教练组，轮流到各团抽调一营或者一连的兵力，进行南方丛林或水田作战技能的演习，然后把获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师。
入主陕西后，1938年初，胡宗南创立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校址在西安王曲镇。当时，国军在各地都建有中央军校的分校，前六个分校分别是洛阳一分校、湖南武岗二分校、江西方在三分校、贵州独山四分校、昆明五分校、桂林六分校，还有湖北草店八分校、迪化九分校。
由于各地对办军校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干部质量也参差不齐。只有胡宗南办的第七分校规模最大，培养出的干部最多，质量也比较好。
王曲七分校在巅峰时期，在校师生和受训军官多达2万余人，超过了其他所有分校，甚至包括迁到成都的中央军校总部。到1947年蒋介石下令各地停办分校的时候，七分校一共培训了3.7万人之多，比所有分校培训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可以说，它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在此基础上，胡宗南还把那些不够资格进入军校的各地汇集来的知识青年，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为“战干四团”，让他们充作军队或政府的政治工作干部。所以，全国各地包括沦陷区的青年，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欣然愿意前往。
除了这些常设的训练班，胡宗南还怀着超乎寻常的热情，陆续开办了西安“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三十四集团军干部轮训班，以及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
这些数量可观的干部力量，对胡宗南在陕西牢牢抓住军政大权，甚至向中央军辐射他的影响力，包括改造杂牌军使其中央化，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驻西安办事处的张佛千，在90年代回忆说，当时军政部的朋友透露，全国陆军团长以上的干部，由胡宗南保荐的占到80%。
蒋介石手下有土木系、胡系、顾系、政学系、CC派等诸多派系，胡宗南组建自己派系力量的方式独具特色，而且格外有生命力。因为他的力量源泉是从青年中源源不断地培训和汲取，这比陈诚一味抓部队的方式更持久。
军事短板导致迅速失败
胡宗南创办军校、培训干部，当然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说，他这个人好大喜功，一味追求培训人数，导致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再比如，他把国民党军的腐败传统、派系斗争传统，多多少少都传染给了军校的干部。这些人到各地工作后，难免天生就带有门户之见，加剧了国军内部的倾轧。
但总体来看，胡宗南在数年时间里统一了陕西的军政大权，迅速跻身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行列，培训干部这一招可以说是功劳巨大。
如果给胡宗南足够的时间，或者说给国民政府足够的时间，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弊端，让它完全成为一个健康的造血机制呢？
以我浅薄的见识来看，国民党组织涣散、缺乏活力，这是一切腐败、派系倾轧的根源。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胡宗南军校里的各种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修改和调整，也不是不能让他那一套办法在存在问题的情况下继续运行。只要好处稍微大于弊端，总归能慢慢改变国民政府在西北的状况。
毕竟，我党我军培训干部，也是依靠办学校，至少在形式上，两者是一样的。
西北战场的形势，和其他战略区完全不同，没有像四平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那种标志着敌我形势逆转的重要节点。即使是规模较大的宜瓦战役，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军队二万余人，还击毙了中将军长，也没能让胡宗南全面退守。直到1948年底的澄合战役，西北野战军也仅仅只能和胡宗南的军队维持均势。
不得不说，胡宗南给西北国军注入的底蕴不容小觑，他们太能扛打，太有韧性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吹捧胡宗南，一招鲜并不能吃遍天下。
胡宗南虽然选对了路径，但由于受到阶级、阵营、信仰等根本性因素的限制，他不可能做出超越阵营限制的事情，无法从本质上改造西北国军。所以，他没办法把正确路径的所有潜能都有效释放出来。方向不对，即使再努力，也到达不了巅峰。
除此之外，胡宗南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军事方面，概括来说有两点。
其一，他没能有效地统合西北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力量。有人说西北“二马”顽固狠毒，不会接受中央的改造。但实际上，“二马”的力量远不如胡宗南，而且国民政府的法统力量也足以调动青海、宁夏的政治力量。如果驾驭得当，背后又有蒋介石的强力支持，胡宗南未必不能统一指挥西北所有的部队。
但是，胡宗南门户之见太深，对改造马家军完全没有兴趣，两家的力量始终泾渭分明，各自为战，任由西北野战军分而制之，各个击破。
其二，胡宗南指挥作战的短板尤其明显，特别是在战役战斗的精细指挥调度和临场反应方面，和白崇禧、杜聿明、傅作义等人相比，差距很大。彭德怀总指挥风格比较粗犷，在战场精细度方面有所欠缺，西府战役差点就陷入险境，榆林战役也被彭总自己视作生平败仗的典型代表。
胡宗南和彭德怀对阵，如果他指挥得精细一些，对战斗态势的变化嗅觉更灵敏一些，利用彭德怀的粗疏，抓住机会的话，极有可能扩大战果。但很明显，胡宗南比彭总更粗枝大叶，嗅觉更迟钝，就算出现了胜利的机会，他也抓不住。要是换成白崇禧、杜聿明、傅作义、王耀武这些人，情况大概就会大不一样。
总之，胡宗南在西北战场，既有优势也有短板，胜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西北战场更鲜明地体现了体制性对抗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决出胜负。所以说，如果华北大军不进入陕西，彭德怀打到底也一定能取得胜利，只不过过程会非常漫长、艰苦。
毛主席概括解放战争“慢不得”，这真是至理名言。为什么慢不得呢？体制对抗最喜欢长时间的打法，因为有什么毛病和弊端，可以一边打一边发现。就算不能彻底根治，也能进行局部修正。多说一句，1947年蒋介石下令各地一律停办军校，这对我军来说，也算是帮了个忙。本来国民党军的造血功能就不足，胡宗南好不容易摸索出一条新路，蒋介石说停就停了。虽然这是强化中央权力的正确考虑，但在兵凶战危之际，它也有自身的好处，不能断然一刀切啊！蒋介石的这个政治眼光，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彭德怀也明白这个道理，1948年他想请徐向前兵团进入关中助战，1949年4月，他丝毫不顾及借兵助战可能带来的尴尬，要求华北两个兵团快速进入陕西，就是要掐断胡宗南依靠体制慢慢图存的念想，以绝对优势迅速打败他，让他没有反转的可能。
不知你对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这些作为有怎样的看法呢？是否觉得他的一些举措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合理性？欢迎分享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