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豪民团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上看，富民与豪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特权，如果没有特权，不管经济、政治力量如何强大，也不能被称为豪民。

自秦汉魏晋之后，拥有特权的豪民因为被官府认为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受到打击，不得不分家析产，结果豪民的人口减少，可控制的土地也随之减少，最后豪民之称变得名不副实，转称为富豪，实际上就是富民。

豪民减少，富豪开始担负起地方管理的责任，金代的富豪即是如此。

金代富豪囤地等经济活动

在中国古代，农本思想为社会各阶层广泛采纳，弃农为商则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唾弃。

即使从史料上看，代杂税多按物力多寡来征收，金代土地税逐渐式微而财产税逐渐回升，使得农民把土地加入到商品交换之中，促进了商品经济以及货币体制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

但是对于农业富豪来说，农业仍然是最好的选择，想进行农业就必须需要土地，因此对金代富豪来说，土地是必须掌握在手里的第一要物。但是在实际之中，保有土地受到了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冲击。

猛安谋克是金代特有的军事组织，本意为组织民众参加狩猎。入主中原之后，金代统治者为了管理移民，移值了猛安谋克到中原，平时组织生产，战则加入军队。

猛安谋克制度确定之后，对汉人富豪的农耕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金朝灭亡北宋，在建立政权中原之后，金朝属民一连三次南迁，为安置如此多的移民，金朝统治者采取了授予猛安谋克官田的方式。但是移民数量众多，北宋留下来的官田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金代官府开始从汉族平民手中夺取土地分为猛安谋克。

史料记载，虽然金代统治者拨给猛安谋克的土地作为新官田，在执行时新官田却逐渐被女真贵族、女真新地主占据，而猛安谋克内的贫民却依旧缺乏可耕种的土地，于是金代统治者不得不继续从汉人富豪手中夺取土地，导致了恶性循环，大量的汉族平民土地被猛安谋克夺取，只好化身为佃农耕种被兼并的土地。

这样一来，无疑会削弱了汉族各阶层对金朝新政权的信任，对金朝本就脆弱的农业经济体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并激化了金朝国内各民族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立。

和平时期，如此对立显不出什么，可是当战乱四起，金朝统治者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其次是金代富豪的经商活动

前文说过，随着中国北方地区战乱平息，商业贸易的繁荣使得经商成为平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但是金代社会的上上下下，对于经商致富持蔑视态度。虽然金代的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商贾坐拥巨大的财富，但商人仍然受到社会的歧视。

许多即使经商致富的富豪也并未将经商视作自已的人生选择，只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或难以继续下田耕作而不得不为之，家计稳定之后，有的富商还弃商从文，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不能不说这是金代统治者对商人歧视引起的必然结果。

其三是金代富豪担负的税、役及其他负担

富豪作为平民阶层中的高收入者，其承担税、役压力也随之提升。

除里正、漕运等差役之外，女真人还常征富豪为之服军役，本来富豪被征服军役，可以由佃客等代为服役，但是有的富豪担心佃客中途逃走，连累家族，只好亲自前往服役。到金海陵王时期，不但要求富豪服兵役，还要养马供军。结果许多富豪无法按时完成差役而惨遭问责，最终只能举家破产了事。

自金世宗开始，金朝的外部局势逐渐得到缓解，政府对富豪的态度也从早期的竭泽而渔转化为藏富为民，富豪的赋税压力相对宽松，民间的贫富差科也渐次公平，但是政府核查物力之时未必准确，富豪仍然有许多办法达到其偷税的目的。

金朝承宋制，在民间发行大量纸币交钞，初期通行无碍，至金末钞法大坏，交钞价值一落千丈，一贯交钞仅值一文钱，甚至不及工本之费，作为主要持有者的富豪也随之遭受了巨大损失。后来金代统治者曾多次修改钞法，强行令民间使用，但是收效甚微，可以说交钞在民间信用的坍塌标志着民心对金朝政权正在走向瓦解。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代富豪因为猛安谋克制度的压榨，不得不大力囤地，否则的话，就会失去了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只能转为佃农了。

尽管金代富豪受到猛安谋克制度的压榨，上交赋税，还要受到交钞的剥削，手中的财富大为减少，还要因为各种原因，进行各式各样的自愿、非自愿的捐款活动。

金代富豪的捐款运动

金代富豪的捐款活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就是对子弟教育进行捐款

金代富豪对文化颇为推崇，经常学习士人门风或延请儒士上门以增加家族的文化气息，对于参加科举也抱有强烈的积极性，读书入仕也是富豪子弟文化教育的重要原因。

除了对子弟教育进行捐款，对于所相中的士人也会进行先期投资或联姻以在未来获得助益，这样一来，就使富豪家庭的实力与影响大为加强。

金代富豪对此项捐款是大力支持的。

其次是富豪参与学校、文庙建设

金代的建学资金来源广泛，许多学校和文庙建设、修缮资金都由地方提点官员申请计司拨款，但是许多地方财政无力支撑，因此在实际建设之中仍然由民间通过地方官员自筹及士庶捐赠的形式来满足。

富豪积极参与学校与文庙建设并不仅仅是出于政府号召或个人慷慨，家族子弟的求学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自从金朝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科举制度的再兴，富豪们渴望自已的子弟能够通过求学－科举的途径达到入仕的目的，因此对学校和文庙建设大为推崇，主要是因为地方学校建设对家族子弟的未来大有好处。

其三是富豪对宗教信仰的捐款

从史料上看，金代富豪的宗教信仰驳杂，除佛道之外，还有儒教和一些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掺杂其中。

在信仰宗教的过程之中，富豪经常加大供奉的财力来彰显其虔心。至于集资修建寺院、布施香火之举更是数之不尽。

其四是参与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日常对社会中的老弱群体进行帮扶及在灾害发生时对难民进行救助及妥善安置，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将此项社会救济列为国家要务之一。

从史料上看，金代的富豪阶层是保障金代社会救济的重要力量。

在金代，有官富合作进行的社会救济，有富豪独立进行的社会救济。尽乏富豪参与社会救济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参与救济的实际行动对基层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主动出粮的捐款和被强制出粮出钱的捐款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富豪在日常生活中，”振贫乏，抚孤幼“的举动大多是出于本意；在救灾的时候主动施财物、活百姓的善举也保障了许多贫穷家族不至于失地破产而沦落于流浪人口，也减轻了政府赡养、赈济灾民的压力，不仅为世人塑造了崇高的道德标杆，也对社会风气良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富豪捐款如此之多，在金朝是个大大的顺民，但是金朝的统治者并不把他们当成是自已人，民间经常发生恶意诬告、敲诈富豪的案件，而作为苦主的富豪同样会存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现象。

富豪为了改变这种政治地位低下的局面，经常采用以钱、粮买官的办法来入仕。

本来钱粮买的官大多数是散官但是随着统治力量的衰弱和品官系统的崩坏，实职官也出现了，而扩大卖官导致官员队伍鱼龙混杂更是被人传为笑谈。

士大夫对于买官得职的富豪也是极看不起。《记潜记》记载“许州有苏姓者，自称为东坡后代，以赀入官，交结权要，女直中士大夫多以为笑，呼为苏胖”。

如此一来，朝廷的官位在许多富豪眼里失去了兴趣，即使金朝后期，金朝统治者大量提拔地方富豪为官，甚至用爵位拉拢，许多富豪却拒绝为官，不得不说这是过度买官卖官造成的后果。

结语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金代富豪除了受到政府的盘剥之外，还受到政府扶植的新兴猛安谋克地主的冲击，那些猛安谋克地主们依仗自已的特权轻易地兼并汉族富豪的土地，严缩了汉族富豪的生存空间，使得各个民族间的矛盾空前的尖锐。

同时，金代统治者还用各种方法强迫富豪捐款，这样一来，民心开始转向与金人对抗。当蒙古人与金朝发生冲突，汉族富豪全都站在蒙古人一方，对金朝统治者进行了血腥的报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归潜记

金史

金代经济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