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上世纪中国自有托派组织开始，压根就没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基本都是在按照托洛茨基的论断行事。

那么，托洛茨基又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托洛茨基认为，自秦汉以来，商业资本便在中国城乡占据主导地位，历代王朝虽然是封建体制，但实际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虽维护地主阶级，却更重视商业资本集团。

在这个认识之上，托洛茨基认定，中国古代跳过了奴隶制和农奴制阶段，早在先秦时期，即实现了土地自由买卖与货币地租制度。基于此，托洛茨基宣称，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占优势，视封建制度为残余形态。

陈独秀对此不以为然，直言托洛茨基谦虚了，封建制度不是残余形态，乃是残余之残余。

陈独秀虽然不愿意跟托派群体玩，但托派的愤青仍把他尊为带头大哥。

中国托派组织便根据托洛茨基的认知，以及陈独秀的残余之残余，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基本就是两点：

一是否定中共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判断；

二是主张中国革命，应直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讲到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深度解读。

中国托派否定中共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判断，是基于陈独秀的残余之残余。既然封建制度在中国社会已经是渣中之渣了，怎么还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呢？所以，中国托派批评中共，你们这是机会主义的分析。

再回到中国托派理论框架的第二点，直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记得之前我反复说，陈独秀不是托派。这一点，也是陈独秀和托派最大的不同，不同点就是承不承认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制度，换句话说，只要反封建，只要实现民主，不管你是工农还是资本家，再或者是新军阀，都可以是同志，都是可以联合的。

陈独秀虽然也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但是他也承认，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也就是说，陈独秀认可要走民主革命的这个阶段。但是陈独秀之前也提出过封建残余之残余的理论，既然封建残余微不足道了，为什么陈独秀还要认可走民主革命的阶段呢？

原因在于在陈独秀看来，封建已经成为残余之残余，但是专制依旧存在。比如老蒋的专制，致使汪精卫妥协了，比如斯大林的专制，盲目的遥控我党。所以，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对比陈独秀，大家也就明白托派的理论框架了。直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意思就是现在不需要联络非无产阶级的民主力量，就是要通过工人，套十月革命的模板，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当时我党的口号是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中国托派与之对立的口号是国民会议。对此，托洛茨基又给到中国托派一些理论支持，他援引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列宁主张参加杜马斗争为例证，他声称国民会议仅是过渡性策略工具，待群众动员成熟后，即可转向苏维埃政权建设，而不是现在去搞什么红军和苏维埃。对此，托洛茨基也批评共产国际给我党的武装斗争路线，托洛茨基说这是冒险主义。

所以，中国托派本来是一个左的群体，但是以国民会议为阶段，它又显得右了。这便在中国托派中，又拆分成两大群体。资格比较老的，比如独立于托派之外的陈独秀，还有在托派之内的刘仁静，他们支持国民会议即苏维埃。资历较浅的、比较年轻的则认为，不能搞这种曲线方式，就得在大城市直接跟他们干。

为了缓和青年派对国民会议的不理解，托洛茨基又附和青年人的需求，提倡中国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集会自由，等等。

但是，也都没有什么用。老派和青年派一直在打嘴仗，青年派批评老派，你们都是一帮老帮菜老顽固。陈独秀和刘仁静批评青年派，你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年限不足。

总之，国民会议这个议题，贯穿了中国托派从出现到灭亡。